投资媒体的沉浮: 勇地产创始人黄勇创业故事连载(六)

编者序: 成功的故事每个人都喜欢讲述,对挫折却往往轻描淡写。有时是因为不光彩,有时则是成功了之后感到一切得来全不费工夫,也就淡化了辛苦。于是那些最后没有成功的辛苦,便鲜有记录和流传。


妙传媒之所以选择转载“投资媒体的沉浮”这一章,是因为人人皆知黄勇先生的成功,却鲜知他也曾受到如此巨大的阻力和精神压力。我们在此感谢他对这段经历的直言不讳,并且乐于公之于众。请阅读今天最后的连载。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五期,可以在以下链接中补上。


连载(一)  连载(二) 连载(三) 连载(四) 连载(五)


(本连载转自于黄勇的自传《四川人在澳洲》)




· 连载(六) ·


父亲的葬礼结束以后,我和我的姑姑们一起回我奶奶的老家洛水镇,去给她扫墓,尽管我知道在澳大利亚,我的刊物《快邮周刊》正需要我去紧急处理无数的事项。给我奶奶扫墓一完毕,我马上就飞回澳洲,来拯救我的出版事业。


我在2005年5月中旬回到澳洲,之后,消息进一步恶化,其他房地产中介公司对我们的支持越来越少。对于在南区发行的版本,几乎每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都撤出了。


我决定在没有任何房地产中介公司的广告,只有我们自己的广告和其他行业广告的情况下继续出版。我取消了我们所有奎斯特报业集团的地方报《南方之星》上所登的广告。我们在此报纸的房地产版面中多年来一直长期订购着封面广告。


为了争取其他零售广告的客户,特别是大的媒体代理商和政府客户的广告,我们需要发行量审计局的结果。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将每一期出版的资料寄给他们,但他们要审计满六个月,才能发给我们最后的证明书。


另一个比较快就能证明我们信用的方法是通过独立的调查。我同AC尼尔森(Neilsen)独立调查公司做了联系,可是他们也要我们的刊物在市场上发行至少三个月才能进行独立调查,目的是为了做出一个公正独立的比较。所以,一到三个月,我就要求他们做独立调查。这个调查最后又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将结果收集齐全。


《快邮周刊》继续在稳定地发行,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尽管它每星期要亏损5万澳元左右,或者每月22万澳元!与此同时,我在亚太中心开的便利店和录像带租用店也在亏钱,每星期亏损6000澳元左右,或者每个月亏损26000澳元。


这对我的核心房地产生意增加了不少财务上现金流动的压力,同时我自己也没有时间来专注于房地产生意。我的心思全部被《快邮周刊》所占有,每天要设法找《快邮周刊》的新生意,同时还要同《快递邮报》打那昂贵的法律仗。除了我的妻子,两位财务经理及办公室经理之外,没有人知道我所受到的真正压力。


同《快递邮报》的官司还在继续着,律师费一直在飙升。我本想要一直打到最后,可是律师费的支出,还有每个月在媒体生意上的亏损,都在严重地影响着我的现金流动。


我开始考虑我的撤退策略,同几个主要的小型传媒公司联络,讨论建立一个合资公司的可能性,或者完全出售我的刊物。


有趣的是,就在同时,《家居画报》和《记者报》的创办人,都主动来同我联系,希望我要么直接把它们买下来,要么就是组成合资公司。他们这两位都算得上昆士兰州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两份刊物都已经生存了20年左右,每个刊物的发行量分别为25000份和87000份,可是两者都想退出传媒界。


《记者报》的创办人迈克瑙里斯拥有四家报纸和一个无线电台。他以大约200万澳元的价钱买下4BH无线电台而出了名,两年之后,他又以900万澳元的价钱把这个电台出售了。他在他的下一个投资生意中却不那么走运,使他的好几家公司卷进麻烦。最后,我们的谈判也未能达成协议。


尽管有很多挫折,我在同《快递邮报》的斗争中从来没有显示出任何示弱的迹象。如果它们丢了这场官司,这个新闻就会刊登在我们《快邮周刊》的两个刊物上,将他们的行为暴露在50万人口中,这个人数在中国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数字,可是在澳大利亚,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很明显,在《快递邮报》的高级管理层中,对于失去这场法庭斗争有着相当的恐惧。在2005年的8月初,我接到了《快递邮报》总经理的一个电话,提议我面对面地做一次调停,可是我当场就拒绝了。几天之后,他们的律师发来一封信,希望在上庭之前,由第三方的一名独立律师来主持一次正式的调停。


我通过我的律师给他们的最初响应任然是“不”。《快递邮报》的律师然后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建议说,这次和解调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同意进行这次调停,他们会考虑给我提供一个价钱。


我的律师强烈地建议,说我应该出席这次调停,以便将这件案子和解。他说,因为《快递邮报》再次反复地要求开这次协调会议,它可能会产生最好的财务结果。如果不是因为《快邮周刊》每星期亏损5万澳元,如果不是我的律师强烈地建议,我永远也不会同意调停,因为我的个性是不会放弃任何一次挑战。


与此同时,万一如果让《快递邮报》发现我的生意在推出五六个月之后仍然还亏损这样大的数目,他们也许不会给我提供这个调停的机会。基于所有以上的因素,我最终同意了参加调停会议。


这次调停也锁定了《快邮周刊》的命运。我心里知道,一旦我坐在调停桌旁,《快邮周刊》的品牌也就会消失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一个决定之一,可是由于大多数广告客户目前仍然骑在墙头观看和等待,使这个刊物严重亏本,我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再继续下去了。


就在2005年8月22日举行调停之前不久,我终于拿到了AC尼尔森公司的调查报告,它显示出,《快邮周刊》的“阅读和保有”率比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新闻公司的奎斯特报业集团高出两个百分点。这对《快邮周刊》的所有员工来说是个极大的好消息。发行量审计局的审计结果也几乎同时完成。可是它们都来得太晚了一点,因为对我来说,继续发行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调停的谈判进行的十分艰难,它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从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八点。我同他们签订了秘密和解协议,我把我的《快邮周刊》的名字,正在等待中的商标,还有我们的网址都转让给了《快递邮报》。


2005年8月29日,在最后一期如常地、一本不少地印完了之后,我的律师确认了来自《快递邮报》的付款已经在他的账户里收到,我不得不宣布《快邮周刊》关闭,而当时的销售经理哈维还在享受他在一个海岛上的两星期豪华假期呢。当然,所有24名员工的工资和福利都马上被全数支付了。


那是一个黑色星期一。我清楚地记得,两位年轻的平面设计师迪夫娜和尼基的反应。当他们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都流着眼泪跑开了,然后又回来听我的告别词。我知道在这个被垄断者所控制的行业里,当然不会有太多其他的传媒工作机会找得到,她们不得不再次开始寻找工作。这损失,对我的雄心壮志,对所有的员工,对现有的广告商,以及对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


正如Coles超市集团在自己被Westfarmers以220亿澳元的价格收购之前,它先出售了旗下的Megamart和Myers百货公司以专注于食品超市,我也决定关闭我的录像带出租店和便利店的生意,以便专注于房地产业务。我的战线拉得太长,铺得太开,所以我决定长痛不如短痛,立即削减损失,仅仅专注于赢利的核心强项业务:房地产业。


我从别人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学到的教训是无价的。我确信,在我今后的任何事业中,我会懂得零售,传媒和房地产业之间的真正区别,确保最高的成功率。我选择写这本书,正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子孙后代们,以及其他的朋友、同事们,从第一天起就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的一生实在是太短暂了,没法亲自去犯每一个错误,而这些错误的代价又实在太昂贵了,但有些人也许永远都不能汲取教训重新开始。


(六期连载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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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June 26th at 9:47am